同人圈的非正式制度#

同人圈的问题正在这里变得有趣。大量非正式制度没有成文规则，也没有正式执法机构，却可以稳定影响合作资格、活动机会、传播渠道和声誉。什么作品的表达会带来风险，哪些关系需要主动维护，哪些历史发言可能成为未来争议，这些因素会逐渐进入创作者的决策心理。表面上，参与者仍然拥有选择；实际上，一部分选择的成本已经被抬高。如果违反某种非正式规范意味着失去主要合作网络、活动资格或者平台曝光，那么这套规范已经不再只是文化习惯。它开始承担准入制度的功能。

对于衡量干预的定义来说，最重要的是退出成本。一个规则之所以没有强制性，通常是因为人们可以低成本退出。一个小型社群制定令人厌烦的规则，成员可以换到另一个群体；一个活动主办方限制过多，其他活动仍然可以替代。制度之间存在竞争时，规则制定者也受到约束。只要退出真实可行，非正式制度就很难无限扩张。问题出现在平台算法（此在前章博客亦有论述）使得注意力资源开始集中以后。传播渠道集中在少数平台，圈内合作关系集中在有限网络，历史声誉又高度依赖这些网络，退出就会迅速变贵。退出成本一旦上升，私人规则的实际约束力也会同步上升。

非正式制度当然一开始并不是干预主义的代名词，在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它可以是一种自发秩序，因此，判断一种非正式制度是否已经接近政府干预，我们先看它是否控制事实上的市场准入。所谓市场准入并不只意味着工商注册、法律许可或者平台账号能否存在。对文化生产而言，准入往往表现为能否获得观众、活动位置、合作关系和稳定传播。如果一个圈子的主要资源高度集中，而某种非正式规范可以稳定影响这些资源，那么遵守规范就会变成隐含许可条件。创作者面对的不再只是消费者是否喜欢作品，还要面对自己是否符合某套资格判断。这个时候，规则已经开始重新定义竞争条件。

更重要的是，非正式制度一旦可以影响竞争者资格，就会制造新的收益机会。正常的生产性竞争主要依赖作品质量、价格、传播效率和消费者偏好。参与者提高自己的产出，通常意味着消费者得到更多或者更好的东西。制度竞争则不同。参与者可以通过改变规则、控制资格、影响活动分配或者提高对手的合规成本来改善自己的相对位置。后一种策略一旦有效，资源就会开始从生产转向资格竞争。

图洛克竞争#

图洛克竞争是由戈登·图洛克 (Gordon Tullock)提出的经典经济学模型。它用于模拟​参与者通过投入资源或努力来争夺某一固定奖项/利益的竞争环境​。最简单的图洛克竞争可以这样表达。假设多个参与者争夺一项固定收益 $R$，每个人投入资源 $x_i$ 来提高自己获得这项收益的概率。参与者 i 获胜的概率可以近似写成 $x_i$ 除以所有参与者投入之和。于是他的期望收益大致等于获胜概率乘以 $R$，再减去自己的投入。

只要 $R$ 足够大，每个参与者都有动力持续增加投入。问题是，这些投入并不会增加 $R$ 本身。大家只是花费越来越多资源争夺同一项既有收益。投入越多，社会资源耗散越严重。

对于同人社群来说，$R$ 可以是稀缺的活动资格、平台曝光、圈内声誉位置、合作网络或者规则解释权。$x_i$ 则可以表现为关系维护、舆论组织、身份表态、规则争夺、举报和防御。参与者投入这些资源，并不增加作品数量，也不需要提高作品质量，它们主要提高的是自己在制度竞争中的胜率。

一旦某种非正式制度开始决定谁能获得 $R$，图洛克竞争就会自然出现。最初，大家可能只是希望维持关系和声誉。随着制度的重要性提高，投入也会增加。有人开始主动经营阵营，有人整理历史争议，有人维护与主办方的关系，有人研究平台规则，有人储存聊天记录以备未来使用。对单个参与者来说，这些行为完全可以是理性的，因为别人如果已经进入制度竞争，自己退出就可能承担损失。结果是整个圈子投入越来越多资源争夺位置，却没有同比增加文化产出。

这也是饭圈化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饭圈化本身并不等于寻租。真正关键的变化，是身份开始成为资源分配变量。创作者所属阵营、社交关系、历史立场和公开表态开始影响合作和准入以后，身份资本就获得了经济价值。支持、站队和关系维护不再只是情感行为，它们会进入收益计算。谁能够动员更多人，谁更接近规则制定者，谁拥有更强的舆论能力，谁就可能在制度竞争中取得优势。饭圈化由此提高了图洛克竞争的组织效率。

如果允许调用国家干预，那么事实上这类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学里可以被认为是国家干预的一种延续。单纯的社群排斥只能影响社群自身拥有的资源。举报则可以把私人冲突接入平台治理、活动管理甚至正式监管体系。私人主体不需要自己掌握封禁、取消或者审查权，只需要找到能够触发这些权力的渠道。这样一来，非正式制度就获得了外部执行能力。

这种结构下，最重要的变量之一是攻击成本和防御成本之间的差距。如果发起举报只需要几分钟，被举报者却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申诉、解释、恢复账号或者重建传播渠道，那么举报会变得极具吸引力。这里完全可以继续沿用图洛克竞争的思路。参与者的投入不只是争夺正向资源，也可以用于提高对手的预期成本。谁能够以较低代价制造较高风险，谁就在竞争中拥有制度优势。当这种策略反复成功以后，整个圈子的行为会迅速改变。参与者会开始研究什么内容容易触发平台处罚，什么表达容易被主办方视为风险，哪些关系需要主动维护，哪些历史材料需要保存。创作者原本只需要研究作品和消费者，现在还需要研究制度风险。制度竞争由此进入生产函数。

寻租的出现#

参与者能够通过影响规则分配获得收益，他们就会投入资源争夺规则。规则越重要，争夺越激烈；解释空间越大，解释权越值钱；处罚越强，控制处罚渠道的收益越高。这些都是标准的寻租形成过程。非正式制度容易制造一种隐蔽的寻租。非正式资格往往散布在关系、名誉、历史记录和社群预期之中。谁掌握这些标准，谁就拥有事实上的筛选能力。规则本身可能从未成文，但对参与者来说，它依然真实存在。

正由于不成文，私人伦理，道德，价值判断也允许进入。某种道德标准一旦能够影响第三方是否给予合作、活动、流量或者资格，它就获得了资源分配功能。围绕道德解释展开的争论，此时不再只是价值冲突，也是在争夺制度位置。参与者越有能力把自己的伦理判断转化成他人的成本，伦理解释权的租值就越高。

因此，非正式制度和市场干预处于同一个经济分析层级的时刻存在于，它需要能够稳定控制重要资源，退出成本需要足够高，规则需要持续改变参与者的收益结构，并且违规会带来真实的经济损失。更进一步，如果这套制度还能调用平台、主办方或者正式监管机构的执行能力，那么它已经具备相当强的市场干预特质。

同人社群寻租的形式化#

前文所述，参与者 $i$ 投入 $x_i$ 用于制度竞争，包括关系维护、舆论动员、举报、材料搜集或者其他能够提高自己胜率的活动。标准图洛克竞争通常把获胜概率写成 $p_i = x_i^r / Σx_j^r$，其中 $r$ 表示竞争的判别强度，也就是额外投入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高获胜概率。r 越高，微小的投入差异越容易被转化成明显的胜率差异。如果每单位投入的成本为 c，那么参与者的期望收益可以简写为 $π_i = p_iR - cx_i$。（如果读者对于最大化利润假设有意见，参考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

假设所有参与者处于对称位置，并且最终选择相同的投入 $x$，那么标准的一阶条件可以推出最优投入为

把 $n$ 个参与者的支出加起来以后，会得到总支出（耗散）为

也就是说，制度竞争究竟烧掉多少资源，主要由租金 $R$、参与人数 $n$ 和竞争的判别强度 $r$ 决定。对于最普通的 $r$ = 1 情况，总耗散占租金的比例就是 $(n-1)/n$。两个人争夺一项价值 100 的制度收益时，均衡总投入是 50；十个人参加以后，总投入上升到 90；参与人数继续增加，耗散会越来越接近这项租金本身的价值。

这个结果解释了一个在社群里很容易被低估的现象。大型阵营中的每个成员可能只投入很少精力，整个制度竞争却可以消耗接近全部租值。观察单个参与者时，这些行为看起来都很轻微，转发一次、举报一次、保存几张截图、在群里表达一下立场，每个人付出的成本有限。参与人数增加以后，每个人的均衡投入实际上还会下降，但总体耗散反而上升。因此，大规模饭圈化未必需要大量高度狂热的个体。数量庞大的低强度参与者已经足以制造高强度的集体竞争。这意味着，个体行为的轻微程度无法代表总体制度成本。

如果我们假设把举报、挂人或者动员变得更加方便，并不会自动减少用于制度竞争的资源。在上面的均衡里，单位成本 c 下降以后，每个人的投入量 x* 会按照 1/c 上升，而总成本 C 在这个基准模型中保持不变。假设平台把原来需要十分钟完成的举报缩短到一分钟，均衡反应很可能是参与者提交更多举报，而不是把节省下来的时间全部还给创作。竞争会扩张到新的边际收益再次等于边际成本为止。这和很多技术系统中的直觉正好相反。降低参与摩擦确实让单次行动更便宜，却也扩大了行动数量。对于已经形成图洛克竞争的制度环境，单纯降低投诉、举报和动员成本，很可能只是提高冲突的吞吐量。

相比之下， $R$ 的变化会直接改变总体耗散。租金翻倍，均衡中的寻租成本也会同比增加。因此，真正能够把普通社群争议推成长期制度斗争的因素，取决于规则控制权是否越来越值钱。一次争论如果只影响群内声誉， $R$ 很小，人们不会投入太多资源。一次成功的制度攻击如果能够让竞争者失去主要账号、展会资格、商业合作或者积累多年的传播渠道，$R$ 会迅速扩大。参与者开始花更多时间经营关系、研究规则和储存材料，并不需要假定整个群体突然变得更加恶意。制度已经提高了斗争的预期回报。处罚越重、平台越集中、资格越稀缺，围绕规则展开竞争的租值就越高。

前文讨论退出成本时，它主要体现非正式制度具有多大的实际约束力。但进一步来说，假设某项制度控制权原本价值 $R₀$，而社区成员离开主要平台、活动网络和关系网络需要承担 E 的退出损失，那么控制规则能够支配的资源会随着 E 增加。可以粗略写成 $R = R₀ + θE$，其中 $θ$ 表示规则控制者能够把多少依赖关系转化为制度收益。代回前面的结果，总耗散就变成

退出成本一方面让被治理者更难脱离规则，另一方面提高了争夺规则控制权本身的价值。网络越集中，争夺网络治理权就越值得投入资源。这比单纯讨论垄断平台限制用户更进一步，因为集中化还会诱导围绕平台规则产生更多寻租活动。

竞争的判别强度 $r$ 也对应一种很重要的制度特征。一个宽松、渐进、允许申诉的制度（类似奥斯特罗姆论述的稳定理想的非正式制度），单次举报或者一次舆论动员通常不会决定结果，额外投入转化为处罚概率的速度比较缓慢。另一类制度存在明显阈值，例如舆论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主办方就倾向于舆论风波中心人物的取消资格，或者一次成功定性就足以造成严重后果。在这种环境里，竞争会变得更加决定性，$r$ 可以理解为随之上升。当判别强度继续提高时，简单的对称纯策略均衡本身也可能消失，竞争进入混合策略区域。以两人模型为例，判别参数超过 2 后就不再存在原来的对称纯策略均衡（论述过程见附录）。 这个数学结果至少提示了一点，当制度把很小的优势放大成非常大的结果差异以后，持续、平滑的投入会越来越难维持，竞争更容易表现为不连续和高度战略化的行动，具体的现象表征则类似运动式治理（例如扫盲运动，工业学大庆）或者准军事化。

传统的图洛克竞争模型通常把固定收益 $R$ 看成一项固定的奖品，参与者争来争去，最主要的社会损失来自争夺奖品消耗的资源。但平台封禁、活动取消和社群驱逐往往会直接毁掉已有价值。假设成功排除竞争者以后，胜方获得 $G$ 的额外收益，被排除者却损失 $L$，而且 $L$ 大于 $G$。那么其中只有 $G$ 可以近似看作转移，剩余的 $L-G$ 是直接消失的社会剩余（福利经济学角度）。如果原本拥有长期积累的受众、内容和合作网络，被处罚以后这些资本无法完整转移给其他创作者，这部分损失尤其明显。整个制度的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因此可以粗略写成 $W_{\mathrm{loss}} = C + (L-G)$。

这一点使举报互害具有非常特殊的经济结构。参与者争夺的奖品有时正是制造对方损失的能力。胜方可能只获得被排除者损失的一小部分，却依然愿意发动攻击，因为相对竞争地位已经改善。假设创作者甲失去价值 100 的传播网络，创作者乙最终只能吸收其中 20 的粉丝，那么乙仍然可能认为这次排除价值 20，社会剩余却额外损失了没有被任何人获得的 80。如果争夺这个结果双方又各自投入资源，实际损失还会继续增加。这样的竞争已经超出了简单的财富再分配，更接近一种带有毁灭性特征的寻租竞争。

由此可以得到，非正式制度最危险的阶段，并不发生在限制规则数量最多的时候，而发生在控制规则能够创造高额租金的时候，这类控制可以归结为低成本举报的易得性和平台促进注意力马太效应的无标度性质。

附录：判别强度过高导致纳什均衡不可抵达的论证#

设两个人争夺价值为 $R$ 的同一项资源，双方投入分别为 $(x_1,x_2)$，单位投入成本先标准化为 1。图洛克竞争的获胜概率写成

$r$ 越大，投入上的一点优势越容易被放大成获胜概率上的巨大优势。两个人的收益分别是

现在假设存在一个对称纯策略均衡，两个人都投入 $x$。因为投入相同，两人的胜率自然都是 0.5。

对玩家 1 求最优投入，一阶条件为

在对称点 $x_1=x_2$ 上，它会简化成

所以唯一可能的对称内点候选是

现在看这个候选点到底给玩家带来多少收益。因为双方各有一半获胜概率，所以

这里 $r=2$ 就自然出现了。

当 $r<2$ 时，

双方虽然烧掉了一部分资源争夺奖品，但每个人仍然获得正的期望租金。因此保持这种确定的正投入是可能的。

当 $r=2$ 时，

双方各投入 $R/2$，

整个奖品价值恰好被竞争成本完全耗散。这个位置是临界点。纯策略均衡仍然能够维持，但玩家已经没有任何正的经济租金。对于两名同质参与者，这正是纯策略区域的边界。

而当$r>2$时，

例如 $r=3$，对称候选就是每个人投入

两个人各自只有 $R/2$ 的期望奖品收入，却花了 $3R/4$，所以期望收益为

这显然不可能是均衡。因为任何玩家都可以直接选择 $x_i=0$ 输掉比赛，但至少得到 $\pi_i=0$ ，这比负收益要强。